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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沃什:西蒙娜·薇依的重要性

2019-03-13 08:41 来源:优德w88官网手机版 作者:吴雅凌 译 阅读

米沃什 文  / 吴雅凌


法国向当代世界奉献出一份珍贵的礼物:薇依。这样一位作家出现在二十世纪,打破了一切可能性的规则,但不可能的事确实发生了。

西蒙娜·薇依

西蒙娜·薇依

薇依一生短暂。1909年出生在巴黎,1943年在英国去世,享年三十四岁。生前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大战末期,她散落的文章与手稿——日记、随笔———得以出版,被译成多种文字。全世界都有她作品的推崇者,尽管由于文风朴素,她在各国的读者都很有限。我希望,我对她的介绍会对从未听说过她的人有所助益。

或许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是看似非神学(atheological)的时代。几百万人在“一战”中被屠戮,几百万人在俄国革命前后被杀受折磨;还有纳粹和“二战”造成的无数遇难者。所有这些必定深刻影响了欧洲思想。我认为,欧洲思想一直围绕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此古老,很多人会羞于提起。有时一些古老的、被世代遮掩的人类之谜,重现生机并被一种崭新的语言建构。这问题就是:谁能为无辜者的受难辩护?加缪在《鼠疫》中重拾在《约伯记》中被探讨过的主题。因为一个孩子的泪足以倾斜天平,我们是否要像伊凡·卡拉马佐夫那样退还入场券?我们该不该反抗?反抗谁?假如神既负责,又把我们所珍视的残暴地摧毁,这样的神能存在吗?加缪说不存在。我们在宇宙无依无靠;我们人类的宿命就是要向盲目的非人力量发出永恒的反抗,没有任何援助作安慰,没有任何形而上的根基。

但是,若不是神,那么定有位女神走过战场和集中营,深入牢狱,收集每滴鲜血,每声咒骂?她知道那些人之所以呻吟,只是因为不懂。一切都将被清算,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分娩时的阵痛并将得到补偿。人将变成人神。在通往终局的路上,要穿过骷髅地(Calvary)。我们的时代颤栗地说出这女神的名字:历史。

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华沙的一位马克思主义教授,直接表明,现代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有体系,在中世纪就得到神学家们的精确诠释,细心的观察家可以在新的体系底下辨认出那些古老的争论。他指出,以“历史”为例,就是被马克思主义者用神正论(神的正当性)的范畴来讨论。

讽刺在这里是不合适的。神意(Providence)的问题,或者说神意缺席的问题也可用别种方式来呈现。在生成(becoming)的东西之中,是不是有种内在的力量引人类向上走向完整?人与永恒变化的宇宙之间,是否有某种协和(cooperation)?这样一来,这个问题与最近对历史维度的发现相关联,而过去近乎静止的社会却不知有这种维度。令人好奇的是,基督教神学家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很无助。他们羞于提起波舒哀(Bossuet)等传教家所宣扬的神意哲学,他们说神是至高的王,扶持好的君主惩罚坏的君主。假设这个理论属实———当然它并不属实,个人承担(commitment)将成无解之谜。至少有一位法国神学家,费萨尔神父(Pere Fessard)承认,这是现代基督徒智识上的基本软肋。只要触及历史问题,他们就会屈从于异于自己的哲学倾向;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变成黑格尔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软肋反映出托马斯主义的一个裂隙。费萨尔神父认为,在圣托马斯·阿奎那那里,毫无提及历史维度的痕迹;他只对理性秩序和自然秩序感兴趣。费萨尔神父接着说道,“如果说历史在黑格尔、马克思和众多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那么以好的评判者看来,这种维度在托马斯主义中是或看似是完全缺席的。”因此,一个基督教辩证家必须发明自己的概念工具。

我的引言到此为止;以此导向薇依思想的某些关键点。

薇依出生于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一家来自阿尔萨斯,母亲一家从俄国迁居法国。她在尊重知识胜过一切的人们中间长大,终其一生保持着对现代物理学和数学的兴趣。她很早就掌握许多外语:除法国学校教授的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外(熟练掌握古希腊文对她未来的转变起了决定性作用),还有德语和英语。她未受到任何教派熏染,整个青年时期也不关心宗教问题。

在巴黎高师完成大学学业后(同学有西蒙娜·德·波伏瓦,那时是个天主教徒),薇依开始教授古希腊语和哲学的短暂的教师生涯。她是个杰出的教师,但因生性怪癖常与当局产生矛盾。她礼貌地讽刺周围的布尔乔亚圈子,与那些被法国中产阶级所厌憎的人们打成一片:工会斗士和失业工人。那正是经济危机之时。在别人挨饿时她拒绝挣钱,只留一小部分工资,其余的尽数捐给工会基金和工人杂志。政治上她是左派,但与法国共产党毫无关联;她与一个遵循法国工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小组织最为接近。她有许多政治性文章论及法国工人罢工、经济政策、德国纳粹起因,以及对社会机制和欧洲史的研究,最近已结集成册。这些文章只有一些在她生前发表于默默无闻的杂志上。

因渴望分担被压迫者的命运,她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不顾羸弱的身体,她在巴黎冶金厂做了一年(1934年至1935年)普通女工,获得了体力劳动的第一手知识。她在《工人的境遇》(La Condition Ouvrire)中,强力控诉了那里的残酷、麻木、身心的悲惨。她承认,在工厂那一年扼杀了她的青年时代,她已经并且永远地打下了受奴役的烙印,正如古罗马人用烧红的烙铁在最卑贱的奴隶的额头上打下的烙印。

西班牙内战爆发,薇依前往巴塞罗那(1936年),志愿在杜鲁提兵团(Colonne Durruti)——一个无政府主义工团中服务。我强调无政府主义,是因为无政府主义理想是乌托邦,她才做此选择。但由于意外和疾病,她只在西班牙待了很短时间。

1938年,用薇依的话说,她“被基督所掳”(captured by Christ)。没有谁有权把自己的一生呈现为一个虔诚的“改信”(conversion)故事。我们知道这模式——转变越剧烈,自我弃绝越彻底,故事就越具教化的功用。在薇依身上,完全不存在“改信”的问题。她说,在此事之前,她从来不信会发生与神的私密交通。可她也说过,她那种终身凭良知生活的姿态,是基督徒式的。我引用她的话:“接到命令,人才会顺服神。可在早年信奉无神论时,我怎会接到命令呢?”我接着引用,“宗教,作为慰藉的源泉,是取得真正信念的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讲,无神论是一种净化(purification)。我应是无神论者,因为我自身有一部分并非神造就的。在那些自身的超自然(supernatural)部分尚未觉醒的人之中,无神论者是对的,信者是错了。”

薇依在现代世界上的独特位置,缘于她思想的完美延续性。不像有些人成为基督徒后弃绝自己的从前,她一以贯之地发展自己在1938年甚至更早期的观念,并仰赖新的启示引入更多秩序。这些观念涉及社会、历史、马克思主义和科学。

薇依确信,罗马天主教是神道成肉身揭示的真理的唯一合法守护者。她坚信,基督真实而非象征地存在于圣体(Eucharist)中。她认为,归属于教会是一种偌大的幸福。但她自己拒斥这种幸福。从她的决定:不受洗,始终忠于基督却在教会之外,我们不难分辨出她的两个动机。第一,她感受到神意的感召,顺服神,祂想让她终生留在“门槛”并与所有新异教徒为伍。第二,她反对教会滥施权力惩罚异端。

法国战败后,她在马赛生活了一段时间,1942年乘船前往卡萨布兰卡,并从那里去纽约,希望在伦敦重新加入自由法国人委员会。她想服务于法国的事业,可能的话就拿起武器战斗。在纽约度过几个月后,她到了伦敦。1943年,她在阿斯福德疗养院离世,明显是死于营养不良,因她控制进食,不超过敌占区同胞的食物定量标准。

这就是薇依的一生。执拗的傻子(foolishness)的一生。在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里,她评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傻子:“在这世上,只有沦落到受屈辱的最底层,比讨乞还要卑下,不仅毫无社会地位,而且被看作失去了为人最起码的尊严——理智的人,实际上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说真话,其余的人都在撒谎。”谈她自己:“他们赞美我的‘智力’,意在回避这个问题:‘她所说的是否属实?’我被称为‘有智力者’,就像被贴上‘傻子’的标签。我多愿意喜欢他们给我贴的标签!”

她写作直言不讳,从不关心时尚,总能直接进入那些如今困扰许多人的问题的中心。她说:“一个人,倘若他全家在拷打中受折磨致死,他本人也在集中营中长期受折磨。或是一个十六世纪的印第安人,仅他一人幸免于种族灭绝的大屠杀。这样一些人,若他们曾相信过神的怜悯,现在要么不再相信了,要么以完全不同于从前的方式来思索神的怜悯”。如何思索呢?薇依所提供的方案并不合那些敬拜历史女神的人的口味;从托马斯主义者的角度看,她几乎就是异端。

这里必须说一说薇依如何走向基督教的道路。她自幼受古希腊哲学熏陶。柏拉图是她最心爱的大师,她一读再读古希腊原文的柏拉图对话。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时代和衰落的罗马帝国时代,存在某种充满矛盾的相似之处。而在罗马帝国衰落的时代,柏拉图——人们偶尔也称他为“古希腊的摩西”——成为人们前往为基督教徒应许之地的向导。薇依深爱古希腊文明,她把一切古希腊哲学完全视同为基督宗教的,只有亚里士多德是个例外,被她定义为“一棵结出坏果子的坏树”。她拒斥几乎一切犹太传统。她没有直接接触过犹太教,也不愿接触,因为,她不能原谅希伯来人的残忍,比如他们毫不留情地灭绝迦南城民。她是个奇怪的左派,强烈反对道德秩序中的各种进步观念;她反对盛行一时的观点,即发生在三千年前的罪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辩护为合理的,因为当时的人性“发展不充分”。同时,她还认为,早期基督宗教带着“神圣教育”之说,是引起某种毒瘤的罪魁祸首——道德秩序中的历史进步观念。她说:“马克思主义和整个十九世纪的巨大谬误在于相信,只要直直朝前走,我们就能升到天上。”在她看来,发生在古代的罪行必须得到与今天同样严厉的审判。为此,她极端厌恶古罗马帝国——一个极权国家,几乎和希特勒主义一样可恨。她很赞同早期基督教徒把罗马称为“启示录里的怪兽”。罗马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古老文明,尽管这些文明无疑比罗马文明更高妙——因为,罗马人只是一些野蛮人,只不过,这些野蛮人再出色不过地诋毁了他们的受害者,乃至在几千年来成功歪曲了人们对罗马以前的欧洲的看法。罗马同样在基督宗教成形阶段予以诋毁。Anathema sit[逐出教会]的说法最早来自罗马人。真正的基督宗教文明只有一种,十二世纪出现于地中海和卢瓦河之间的奥克语地区,但这种文明很快被来自北方的法兰克人摧毁,后者为了灭绝异端分子阿尔比教徒,蔓延至整个奥克语地区。自此,我们在其他地方再也没有见到任何别的基督宗教文明。

薇依的评判充满力度,从不妥协。至少从天性而言,她本人是阿尔比教信徒,是清洁派信徒——这一点正是她的思想的关键所在。她把基督宗教的柏拉图主义推导至最为极致的结论。正是在这一方面,她和加缪具有某种隐匿的相似之处。加缪的最早作品是一篇研究奥古斯丁的大学论文。在我看来,加缪也是一个清洁派信徒,一个坚定而纯洁的人;他否认神,只是出于对某个他无法评判的神的爱。他的最后的小说《堕落》不是别的,正是一篇有关神恩——不在场的神恩——的论文,当然这同时也是一个讽刺:喋喋不休的主人公克拉蒙斯,把耶稣的话倒着说,把“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说成“你们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个主人公很有可能是对让·保罗·萨特的影射(我的猜想不是没有道理的)。

阿尔比教信徒起源于古老的摩尼教传统,并通过摩尼教,与保加利亚、俄罗斯等东方教会的某些宗派具有相似之处。在他们看来,神是信徒崇拜的君主,不得被评断为“一个假神、一个残忍的耶和华,一个低等的造物主,等同于黑暗之王”。依据这些摩尼教传统,薇依指出,在我们背诵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时,我们其实是在祈祷世界末日的降临,只有那时黑暗之王的权力才会被废除。她又补充说,主祷文中紧接着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表明祈祷的人赞同此世的存在。薇依的全部哲学位于这两极之间。

我们对善的期待和冷漠的世界存在矛盾,这世界全然无视任何价值,受制于因果的必然性铁律。各种形式的唯理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为了寻求这种矛盾的和解,把我们这个世界的善置于物质之中,更通常地还置于未来之中。黑格尔及其信徒的哲学代表了这种尝试的顶峰,他们创造了某种运动中的善的理论,这种善永在趋向历史中的更为完美的结局。薇依却是个彻底的决定论者(在这方面她和斯宾诺莎极为相似),她否决这样的解决方案,这在她看来只是弄虚作假。她反倒努力使矛盾更加尖锐。她说,通过掩饰矛盾而寻求规避矛盾的人,只是懦夫。由于这种姿态,人们往往指责她过于刻板,缺乏辩证意识。但事实上,比起那些混淆辩证法和妥协技巧的人,比起那些企图轻易和解矛盾的人,她的辩证意识也许要强得多。

当然,她的看法不让人舒服。她的思想核心有某种坚定的“神让位”概念:神从世界中隐退。她说:“神无一例外地把所有这些现象托付给了世界的机械论。”“必然与善的距离,就是被造物和造物主的距离。”“必然性是神的面纱。”“我们必须把笛卡尔意义上的理性,也就是机械论或被人为论证的必然性,放在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地方,这样才能显现理性之外的东西。”“神的不在场是完美的爱的最奇妙见证,正因为此,纯粹的必然性,也就是明显不同于善的必然性会如此美丽。”薇依既不认可传统基督宗教传道士的神意说,也不接受进步主义传道士的历史神意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完全任凭“重负”(gravity)的摆布,发自心灵的呼喊永远不会得到回应?不是的。在宇宙的决定论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神恩。薇依说:“矛盾是超验的杠杆。”“不可能性是通往超自然的大门。我们惟有敲门。开门的是另一个。”不在场的神,暗中的神,在人世采取的行动方式是通过说服,通过把人类从重负解放出来的神恩——只要我们不拒绝这样的恩赐。有人相信必然性和善的矛盾可以在神秘方式以外得到解决,这样的人只是在自欺欺人。“必须置身旷野。因为,我们所爱的不在场。”“爱神,必须通过特洛伊和迦太基的毁灭去爱,不心存慰藉。爱不是慰藉,爱是启示。”

在薇依看来,社会和一切世界现象一样,受制于必然性法则。不过,如果说自然只是必然性,因而是无辜的——自然完全处于善恶之外,那么社会范畴则包含具有意识的各种生命体,他们在必然性的某个盟友与保护者——黑暗之王的枷锁下受苦。她说:“魔鬼是集体的”(这是涂尔干的神性理论)。她常引用柏拉图的一个譬喻说明她的政治立场。柏拉图把社会比作一头“巨兽”。每个公民都与这头巨兽有关,因此当有人问他们何谓善时,他们会根据各自的职能作出回答:第一个认为,善就是替巨兽梳毛:第二个人认为,善是替它挠痒:第三个人认为,善是替它剔指甲。这样一来,人们不可能认识真正的善。在薇依看来,一切荒诞与不公正来源于此。一旦落入社会决定论的掌握中,人就在无意识中敬拜巨兽。薇依反对伦理哲学的空想主义,因为,她从中看到了整个既成社会主体微妙地施压于个体身上带来的后果。同样,在她看来,新教教义不可避免地走向某种符合阶级或国家利益的约定俗成的伦理。马克思确实在寻求某种纯粹的真理;为了把人类从群体伦理的各种可见或不可见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他揭露这些束缚,暴露其运作方式。由于马克思的这个初衷,在基督徒们眼里,马克思主义比起一切空想主义哲学要珍贵许多。然而,在追求真理与正义的道路上,马克思努力避开了某种谬误,却陷入另一种谬误之中——据薇依的看法,这是所有拒斥超验的人不可避免的下场,而超验恰恰是人类可能领会的善的唯一基础。马克思以专业革命者的新伦理观反对阶级伦理观,由此铺就了一条回归巨兽统治的道路。她以一条简短的格言对此做出总结:“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真实意义全部包含在柏拉图的巨兽学说之中,它的辩驳同样也包含其中。”

但薇依并不否认历史,她提倡一种个人的介入。她否认某种“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揭露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中的某种哲学误读:很简单,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存在——因为,把辩证成分和唯物主义成分连在一块,必会使概念爆裂。在这样的批判前提下,她把某个不快的秘密公诸于世,只有共产党的核心机构才知道这秘密。她把充斥历史几千年的阶级斗争视为最具体的现实。她从对社会决定论的思考中引申出几个与技术文明基本问题有关的结论,大致可以概括如下:原始人受自然的敌对势力的压迫;在反抗这些势力的过程中,他渐渐争取到自由;他掌握了水、火和电的能量,并加以利用。然而为了实现这一切,他不得不引入劳动分工和生产管理。原始社会是平均主义的,处于某种“原始共产主义”状态。在集体合作中不存在压迫;恐惧来自外界,比如社群时时受到野兽、自然灾害和其他人类社群的威胁。等待人类能够更好地支配环境后,社群内部出现分化,一方是统治者,另一方是被统治者。随着社群范围的逐渐增大,人对人的压迫也日趋严重,这似乎成了必然的代价。面对自然,一个技术文明的成员就像一个神——但与此同时他却是社会的奴隶。人统治人的至高制裁是死刑——通过判决和枪支,或通过饥饿。人类的集体功能自行解除。“但就个人而言,这种集体功能承担了先前由自然施行的压迫功能。”

换作今天,薇依大可在许多新例证上展开她的社会学分析。人们常说,落后国家只有采取极权体制才有可能实现工业化。比如w88128优德官网 ,本可以为薇依提供丰富的思考资源。

二十世纪根本的社会政治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下问题:社会所实现的解放是否有可能传达到个人?在这一点上,薇依是悲观的。在她看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斗争没有终结。除非被迫,统治群体永不会放弃特权。可在平民颠覆政权后,生产组织就会造出新的主人,随之而来的是新旗帜和新名义下的斗争。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斗争是诸神与人之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否定历史,只在历史中看到永恒的循环或无谓的景象。不论愿意与否,我们都介入在历史之中。我们必须在天平上施展行动的力量,支持被压迫的一方,竭力遏制统治者的专制权力。我们不能心存幻想:过度,就会受到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法则所固有的命运的惩罚。

在我看来,在人类的共同弱点这一视角上,薇依的重要性必须得到重估。我们的思考不肯到达她的苦涩结论。我们甚至还想规避这些结论。薇依的生平和写作(传统、严肃、简洁)体现出某种正直,足以在我们内心促发不无裨益的羞耻感。为什么她会受到今天众多知识分子的追捧?我的推测是,如果说我们处于神学的年代,那么这个年代同时也具有善恶二元论的倾向。现代文学充分表达了面对世界的狂怒,在人们眼里,这个世界不再是从前那个智慧的钟表匠的完美杰作。这种文学的幽默(想象贝克特、尤奈斯库、热内)——倘若这真是一种幽默的话——是朝世界扔过去的一串冷笑。波拉尼(Michael Polanyi)教授新近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指出,晚近几十年最典型的特点不是道德的放纵,反而是某种狂热的道德主义,同时在荒诞派文学和诸种革命运动中得到发泄。人们借着“战胜自然的残酷秩序”的名义,制造种种政治谋杀。然而,人们对历史带来的奇妙好处的信仰,渐渐遭到这一信仰带来的后果的损害:工业化。即便在东欧国家,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冰箱和电视,乃至发射到月球的火箭,都未把人变成神。从前人类社群的冲突如今转化为新的争端,也许更加严重。

1958年,我用波兰语翻译了薇依的选集,并非因为我是薇依的信徒。在前言里,我坦承自己是个过于肉欲和沉重的信徒,无法模仿阿里乌斯派(Ariel)信徒的苦行。薇依是个阿里乌斯派信徒。我的目的很实用,我相信这与薇依对其作品用途的期待正相符合。几年前,我曾在她父母家里度过无数下午时光,那是一套面朝卢森堡公园的公寓,她的书桌上依然沾着当年的墨水。我和她母亲交谈,那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当时已八十多岁。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天,为了避开新闻摄影师和记者们的围攻,也曾躲到这。我已经说了,我的目的很实用。我非常惋惜地看到,今天的波兰分化为两个阵营:教权主义和反教权主义,天主教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当然,撇开排除那些唯莫斯科马首是瞻的官僚们不谈。在异端的马克思主义分子(我想不出更好的名目,只能这么称呼他们)和非民族主义的天主教徒之间有太多共同之处——至少他们的利益一致,对此我充满质疑。薇依揭露了,这种宗教形式只不过是社会或民族的因循守旧。她还抨击所谓的进步主义分子们的浅薄。因此,在准备这本波兰版文集时,我也许是带着险恶用心的。不过,在神学争执中——波兰就是如此,尤其在高中和大学——可以让对手闭嘴的任何武器都是好的,同时表明,除了代表民族信仰的基督教和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外,我们今天还有别的选择。

今天的世界因为宗教危机而支离破碎,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表面的想象。基于某种自我防卫的本能,在精神寻索中无功而返的人常常在绝望中拒斥天主教作家,因为这些作家傲慢地声称自己掌握真理。但在薇依的读者里,不仅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还有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她给信者和不信者的生活带来新的酵素,让他们知道,他们彼此的观点分歧是多么虚假;因为,很多基督教徒其实是无神论者,而很多无神论者的内心却是基督教徒。薇依的真正使命也许就在于此。她的智慧,她的冷峻文风表明了她对人类苦难抱有多么强烈的关注。正如她本人所言,“绝对无掺杂的专注,即是祈祷。”

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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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13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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