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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天:玄学与魏晋南北朝文艺理论

2012-09-28 10:21 来源:优德w88官网手机版 作者:苏东天 阅读

  王弼的玄学,是在东晋以后逐渐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在南朝宋齐时在官学中取得了优势地位,“玄学”始置学官,与儒学、文学、史学并列,《宋书》中称为“四学”。在王弼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影响下,使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走向了成熟,出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钟蝾《诗品》、谢赫《古画品录》和王僧虔、萧衍等人的书法理论。在诗文书画各个领域建立起理论体系,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发展走向成熟,使古代文学艺术发展走上了历史的新阶段,而且对尔后一千多年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谈魏晋南北朝的文艺理论,一般总首推曹丕的《典论·论文》,开时代风尚之先。曹丕论文倡“文艺”之说,不仅道出了建安文学的特质,而且对之后的文风发展影响极大。曹丕文论在哲学上主要是受王充《论衡》的影响,他把文章风格与作家个性结合来评判,当与曹魏政权的“唯才是举”政策,与“九品中正制”的用人制度,与刘劭的《人物志》品藻人物之思想相联系。正始何晏,王弼玄风的兴起,乃是适应政治改制的需要,然随着魏晋禅代而被摧折。西晋在文艺界影响最大的是嵇康与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阮、嵇倡此论之目的在反司马氏政权,然在东晋则成了文艺理论之重要原则。以道为本,任自然,造就了如陶渊明、王羲之、顾恺之这样的一代诗、书、画圣。而王弼哲学所能影响的主要是“崇本息末”、“得意忘言”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世说新语·文学》载:“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王导为东晋重臣,权倾朝纲,江东经过三国东吴的艰苦经营,又未经战乱破坏,已形成的士族豪强集团势力十分稳固而强大,南渡东晋王室和江北士族豪强集团,只能与江东士族集团势力相妥协而合作。王导大倡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之玄风,自居“清谈”领袖,是现实政治迫使他难有所作为,只能“无为而治”,“任之自然”,苟且偷安。王弼的圣人有情说,所以在东晋后产生很大影响,维摩诘成了社会士大夫们倾慕的典范,正是这帮士族豪强们实际生活与思想的反映。尽管他们天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而严重的政治危机却时刻压迫着他们的心头。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慷慨壮歌,已转为士大夫们的咏叹人生不幸的哀歌。谈道论圣,无为任自然,正是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矛盾斗争和王室暗弱无能,社会危机严重,在上层士大夫思想领域的反映。顾恺之才绝、画绝,还有痴绝,而痴绝则成了他能混迹上层统治集团之中的最重要基础,谈圣论道,正是“痴绝”的社会风尚。顾恺之寄一厨画于桓玄家,玄窃之,顾则直云“画妙通神,变化飞去,犹人之登仙也”。这种“痴绝”的背后有着难言的苦衷。顾恺之在瓦棺寺画出“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的维摩诘像轰动一时,就是由于他借维摩诘这位大奴隶主“居士”,以描绘现实中无数谈道论圣的士族地主士大夫所追慕的“亚圣”形象和心态,这是时代社会“痴绝”的虚伪风尚的反映。然而在这种“痴绝”的时代风气下,却培植出文学艺术纯真的花朵,丑恶、残酷、悲哀的现实,促使人们去追求心灵的高尚和精神的永恒,“天道自然”哲学融进文学艺术家的灵魂而催化出天才的艺术。王羲之的《兰亭序》书法艺术,那天真、自然、烂漫的风格,正是他当时兰亭修禊时情与自然同化而忘我的纯洁、天真、超脱的精神之写照,可谓得道之书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大同世界”,是把现实的地主庄园幻想化、道化,它既反映了诗人憎恶苦难的社会现实,也反映了他同情劳动人民的善良、天真之心。他的《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并不是他的生活写照,而是他的理想写照,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隐居庐山脚下去过自力自食的田园生活,乃是无可奈何的一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生活,他的《饮酒诗》正是借酒消愁,寄酒为迹,企求忘我和忘却现实的痛苦精神的写照。又如《饮酒诗):“故人赏我趣,挚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识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这种幻想忘我得道而又不能的心态,惟求得意忘言,以诗为寄了。这从曹植、嵇康、阮籍到陶渊明的诗风,似乎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乱离苦难的时代造成的,不平衡的现实促使人们心态的不平衡,不平衡的心态又促使人们去追求精神境界的平衡。这样,王弼的“以无为本”、“举本息末”、“得意忘言”等哲学原理便适合了人们的需要。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便成了重要的指导原理。诗歌中的“得意忘言”,书中的得意忘象,画中之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画龙点睛。(顾恺之画人物数年不点睛,云“四体妍蚩,本亡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画裴楷,颊上加三毛;画谢安,置岩壑中。常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陆机《文赋》强调“伫中区以玄览”、“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企求在文艺创作天地中获得最大的自由,然东晋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创作,皆在任自然、骋情尽性上下功夫,故理论家、创作家皆能尽才性而拘于一得之见,并未能建构起文艺理论的体系。至刘勰、谢赫、萧衍等人才为文艺理论建构起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不能不归功于王弼哲学的深刻影响,王弼的著作在南朝宋始置学官,取得了与儒学、文学、史学并列的地位。刘勰处身于宋、齐、梁时代,他的《文心雕龙》完成于齐明帝时,如此庞大而严整的文艺理论体系之建构,如果没有王弼的本体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体系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他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说:“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谓式矣。”可见他是把握了王弼解《易》的方法论的。他认为《易》是“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之典籍,所以他创作《文心雕龙》是为建立文艺理论之典式。如其《序志》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可见他的创作主导思想是明确地体现了王弼的“以无为本”、“举本统末”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精神。以致他的篇章结构设计,全书共五十篇,四十九篇为正文,末篇“序志”为总论。所谓“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这当是采用王弼注大衍之数的意思:“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这种布局是他着意于体现“道”的精神所致。他在《原道》中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易》日:‘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所以,他把《序志》看作是全书的“太极”,以道论文,总论全书的目的意义和结构体系。《序志》因此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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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28发布  |   次关注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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